茆耕茹
张渤信仰的习俗形成于西汉末年,传至民国年间已一千八百余载,其地遍及我国东南各地。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,对其信仰日渐式微。各地原有名目众多的祀张祭仪,才大多被人淡忘。随之,各地祀张习俗中的丰厚文化内涵,与不同地域间的祀张文化之差异,已鲜为人知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对此门类的民间活动,因其积淀着深厚的古代文化信息,作为民族民间重要的文化遗产,中央文化部批准“中国傩戏考察与研究”立项。由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和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共同担纲,在国内一些省市开展了这一项目内容的抢救,本人参加了这一学术活动。
活动之初,广德祠山张渤信仰及与之相关的祀张《跳五猖》祭仪,作为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事象,论证后即被确定为这一项目的课题之一。紧接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、资料抢救、搜集和研究。研究中以文献印证的方法,逐步认识到张渤信仰的社会文化价值,随后由本人编写出田野调查报告。这一报告,1995年在台湾出版,向海内外学术界公开发行。此事一恍十七年过去,本人愿借此,对这一课题前期研究的成果及其时代意义,谈点个人浅略的认识,希能给今后在对祠山张渤文化深入的研究中,能有所启迪和借鉴。
一、历史上祀张活动的等级与规模
张渤信仰的习俗传承久远, 其原因当与其治水事迹相关。洪水之患,远于炎、黄时期。《禹贡》所载禹之治水,已遍及长江、黄河两流域。传说中张渤“先世佐禹治水有功”(光绪《广德州志》引《江宁府志》。以下《广德州志》简称《州志》)。宋·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,又载:张渤治水发迹于长兴县顺灵乡,“役阴兵,导通流,欲抵广德县。”《隋书》<地理志>又称:江南之俗,“信鬼神,好淫祀”。张渤治水兴民事迹与人们祈望的社会安泰、增丁进口的愿景紧相结合,起始就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誉。随着岁月的推移,张渤其人也渐被神异化。
民间对张渤治水的信仰日益崇敬,历代帝王对其赐谥也越封越大。唐天宝中(约748—752年)初赠水部员外郎;改横山为祠山。景宗封广德侯。南唐封广德公,后晋封广德王。宋仁宗(1023—1063年)封灵济王,宁宗朝(1195—1224年)加封八字王。理宗淳佑五年(1245年)改封正佑圣烈真君。咸淳二年(1266年)封正佑圣烈昭德昌福真君。崇宁三年(1103年)赐庙额“广惠”。元泰定元年(1324年)二月加封广德路祠山神真君为“普济”。清光绪(1875—1909年)又谥“灵佑”。这些,都有力地推动着这一信仰的传播。经历代帝王的推崇,各地相继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祀张庆典和祀仪。这些典仪,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,即宫廷贺典、官方与道坛合祀、民间祭仪。
宫廷贺典最早可见南宋杭城,举行之宏大规模及奢华的场面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一<八日祠山圣诞>载:
其日都城内外,诣庙献送繁盛,最是府第及内官迎献马社,仪仗整肃,装束华丽。又有七宝行排,列数卓珍异宝器珠玉殿亭,悉皆精巧。后苑诸作,呈献盘龙走凤,精细靴鞋,诸色巾帽,献贡不俗。各以彩旗、鼓吹、妓乐、舞队等社,奇花异果,珍禽水族,精巧面作,诸色钅俞 石,车驾迎引,歌叫卖声,效京师故体,风流锦体,他处所无。台阁巍峨,神鬼威勇,并呈于露台之上。自早至暮,观者纷纷。十一日,庙中有衙前乐,教乐所人员部领诸色乐部,诣殿作乐呈献。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盏,各盏呈艺。守臣委佐官代拜。初八日,西湖画舫尽开,苏堤游人,来往如蚁。其日,龙舟六只,戏于湖中。其舟俱装十太尉、七圣、二郎神、神鬼、快行、锦体浪子、黄胖,杂以鲜色旗伞、花篮、闹竿、鼓吹之类。其余皆簪大花、卷脚帽子、红绿戏衫,执棹行舟,戏游波中。帅守出城,往一清堂弹压。其龙舟俱呈参州府,令立标竿于湖中,挂其锦彩、银碗、官楮。犒龙舟,快捷者赏之。有一小节级,披黄衫,顶青巾,带大花,插孔雀尾,乘小舟抵湖堂,横节杖,声诺,取指挥,次以舟回,朝诸龙以小彩旗招之,诸舟俱鸣锣击鼓,分两势划棹旋转,而远远排列成行,再以小彩旗引之。龙舟并进者二,又以旗招之,其龙舟远列成行,而先进者得捷取标赏,声诺而退,余者以钱酒支犒也。湖山游人,至暮不绝。
及明,“明太祖提兵驻此,卜之吉,为诗二章以记之。后与伪汉战于彭蠡,神助战灭敌,遂特封真君,春秋致祭。大江南多建祠以祀”(《州志》卷五十九<丛缀>)。太祖诗二章为:
祠 山(七律)
天下英灵第一山,白云为阙石为关;
高台近斗当空出,老树如龙挟雨还。
兵革累经香火旧,鬼神常护道人闲;
从军幸得来瞻此,指挥干戈动笑颜。
横 山(七绝)
巍巍高耸碧云间,上有禅僧悟透关;
礼斗台前真胜境,快吾登眺得江山。
为此,直至近代歙县籍大画家黄宾虹九十一岁高龄时,尚留有<桐川张王>七律一首:
桐川民众沐恩膏,旧得五言七字褒;
祈雨祈晴神必应,炼形炼气道尤高。
六龙北去垂千古,一鹤南飞入九皋;
此处至今香火盛,不辞岁岁荐溪毛。[1]
诗中对张渤给予了崇高的敬意。明太祖定鼎金陵后,“鸡鸣山十庙,独不废此祀”(清·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三五),且“岁时遣官致祭”(光绪《祠山志》卷六)。民国三十七年《广德县志稿》(以下简称《志稿》)所载广德祭祀:“文庙祀礼,每岁春秋二仲月上丁日举行,今亦停止。祠山张大帝庙,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举行。”案语中又称祀张“至今仍之”。可见祀张在广德竟与祀孔具同样等级、规格和地位,至《志稿》编纂时的1948年,祠山张神仍香火不断。
而官方与道坛合祀张神,千年来其规模之弘大,仪式之隆重,莫过于洪武初遣官至广德祠山之瘗祭(又称“埋藏大会”)。《祠山志》卷六载:“按埋藏本为岁事。故县闲,岁岁有之。民间凡有埋藏必先呈明,亦系知县衔名。”就是说每行埋藏仪典,必须经知县批准并衔名。这样,这一活动,就具有了官方色彩。关于“广德埋藏”,《宋史》<黄震传>有记:“广德俗有所谓埋藏会者,为坎于庭,深广皆五尺,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,复以牛革封鐍。一夕明,发视之,失所在。”可谓神奇之极!其仪据《祠山志》卷六所记,洪武初年(约1368—1372年)祭祀三天,用物竟达二万余件。其中用牛六头(含大正牛一头),羊七十头,鹅二百只,鸡一百三十七只。黄烧纸八十六担,疏纸、五色纸、大尺八疏纸各五千张,黄纸一百张。内中用于符箓、甲马纸张为八千七百余张。另有烛台三百六十对,灯芯四斤,香炉、木桌各三百六十个,大碗、盘、酒杯各三千六百只。水竹、苗竹各四挑,炭十挑,柴五百挑。祭祀用的神衣、幞头、朝靴;绢、麻、布质旗帜等,多不胜数。其祀及埋藏事,《祠山志》记之甚详。广德祀张“埋藏”之神奇,民间越传越玄乎。明·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称:“雷之布鼓,登之鬼市,河源地丘之神债,广德祠山之埋藏,是谓天下四异,非妄传也。”明·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第二十三卷,称“天下四绝”为:雷州换鼓,广德埋藏,登州海市,钱塘江潮。“广德埋藏” 经道坛祭典的渲染,对张之信仰,宋明已渗透到更为广阔的民间市井社会。
至于民间祀张的祭祀,更是名目繁多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<社会>所载,杭州民间张渤生诞之贺典,极其炽盛:
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,霍山行宫朝拜极盛,百戏竞集。如绯绿社(杂剧)、齐云社(蹴球)、遏云社(唱赚)、同文社(耍词)、角抵社(相扑)、清音社(清乐)、锦标社(射弩)、锦体社(花绣)、英略社(使棒)、雄辩社(小说)、翠锦社(行院)、绘革社(影戏)、净发社(梳剃)、律华社(吟叫)、云机社(撮弄)。而七宝、氵蓦 马二会为最。玉山宝带,尺璧寸珠,璀璨夺目,而天骥龙媒,绒鞯定辔,竞赏神骏。好奇者至翦毛为花草人物。厨行果局,穷极肴核之珍。有所谓意思作者,悉以通草罗帛,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,饰以珠翠,极其精致,一盘至直数万,然皆浮靡无用之物,不过资一玩耳。奇禽则红鹦、白雀,水族则银蟹、金龟,高丽、华山之奇松,交、广海峤之异卉,不可缕数,莫非动心骇目之观也。
张渤信仰的发生地在广德,其地其仪自当有增无减。广德东汉末置县,北宋端拱元年(988年)析其县地置建平县,隶广德军。一千二百六十年间,一直隶属广德。直到民国三年(1914年)广德称直隶州(隶属南京),建平县因与热河省(今辽宁省西)建平县同县名,才改为郎溪县,属芜湖道,自此两县分属。《州志》二十四<风俗>案语称:“诸旧州志具称建平风俗与本州同,即县志所载亦无异词。”故,郎溪祀张自应是祠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。乾隆十七年(1752年)《建平存稿》<禁淫祠>记:“其最为甚者祠山之庙,城乡数十处。每岁正月则有元宵会,二月初八有会。每月之中,各处神会、集场,络绎不绝。张灯演戏,宰牲设祭,靡费钱财,每会数十金,或数百金不等。此外,又有五猖会、龙船会。”同稿<通禀>称:“城西一庙,去年正月买灯四百余盏;宰牛一十三头,其它祭品数十杠。”“至二月八日俗称祠山诞辰,各保例有祭赛,极其繁侈。城中宗氏一姓,排酒至八百余席。定埠吕氏一族,宰鹅至二千余双,岁岁传为盛举。”“此外,则又有五猖、有七女、有宴公、有方山、有李王、有蒋太师,名目怪诞,不可穷诘。”及至晚清咸丰三年(1853年)太平天国定都天京(南京),太湖西域的苏、皖、浙三省交界地区,便成为巩固天京的军事屏障。经十年的殊死争战,同治三年(1864年)天京终被清军攻破,太平天国失败。这时前后,以上所述一些祀张祭仪等,一度中断。这场战争给太湖西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。战乱及随后的瘟疫,使人口骤减,大片土地荒芜。据《志稿》载:“州民(含广德、郎溪两县)旧有三十余万,遗黎六千有奇。”兵战、水患,给这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,促成两县宗教兴盛,历史上遗留的祀张祭仪等便又恢复。
关于广德祀张的庙会,个人所见最后一次的文字记叙,是1984年9月余显 琮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。据其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,每年二月十二日广德县都会举行一次祀张的庙会。四乡及浙西北、苏南邻县,都有群众参加。广德“街道和四乡的节目多半是龙灯、马灯、狮舞等。各会馆的节目主要是抬阁、平台、秋千、地戏等。”庙会共三天,祀张法事由道士在祠山殿内主持举行,仪式肃穆隆重。祀张出行队伍中的节目,共有约十五种之多。队伍庞大,费资颇巨。余文所记资料虽是宝贵,遗憾的是当年所记,因历史的局限,只能记有祀张庙会盛况,全文不及祀张法事之形式,和更多的文化内容。因此,至上世纪三十年代,这一祀张仪式中的特定文化与其衍变情况,也就不得而知。[2]
历史上祀张庆典名目何其多,而又传承千年不衰;朱元璋为何南京鸡鸣山十庙独不废张祀?只要查考上述地域祭祀中各会所涉之神,可以说除张渤而外,所谓蒋太师、宴公等神,生前并无任何益民之举。逝后因传有威胁地方之语,却被尊为神;五显、五通之鬼魅,百姓因畏惧其侵害,才被设为神,以祈佑安。所以,对张渤的信仰与祭奉一些淫祠妖妄,是有本质区别的。祀张实质上是对张渤其人的缅怀与人品的崇敬,是对民族古代地域治水英雄事迹的肯定。这应是今天研究祠山文化应予的基本定格。由此推断,当年朱元璋独不废张祀,是有见地和理由的。
祠山文化说到底是祭祀文化。虽如此,其文化内涵外延的结果,却大大地超越了它的文化自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