茆耕茹

张渤信仰的习俗形成于西汉末年，传至民国年间已一千八百余载，其地遍及我国东南各地。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对其信仰日渐式微。各地原有名目众多的祀张祭仪，才大多被人淡忘。随之，各地祀张习俗中的丰厚文化内涵，与不同地域间的祀张文化之差异，已鲜为人知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对此门类的民间活动，因其积淀着深厚的古代文化信息，作为民族民间重要的文化遗产，中央文化部批准“中国傩戏考察与研究”立项。由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和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共同担纲，在国内一些省市开展了这一项目内容的抢救，本人参加了这一学术活动。

活动之初，广德祠山张渤信仰及与之相关的祀张《跳五猖》祭仪，作为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事象，论证后即被确定为这一项目的课题之一。紧接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、资料抢救、搜集和研究。研究中以文献印证的方法，逐步认识到张渤信仰的社会文化价值，随后由本人编写出田野调查报告。这一报告，1995年在台湾出版，向海内外学术界公开发行。此事一恍十七年过去，本人愿借此，对这一课题前期研究的成果及其时代意义，谈点个人浅略的认识，希能给今后在对祠山张渤文化深入的研究中，能有所启迪和借鉴。 

一、历史上祀张活动的等级与规模 

张渤信仰的习俗传承久远， 其原因当与其治水事迹相关。洪水之患，远于炎、黄时期。《禹贡》所载禹之治水，已遍及长江、黄河两流域。传说中张渤“先世佐禹治水有功”（光绪《广德州志》引《江宁府志》。以下《广德州志》简称《州志》）。宋·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，又载：张渤治水发迹于长兴县顺灵乡，“役阴兵，导通流，欲抵广德县。”《隋书》<地理志>又称：江南之俗，“信鬼神，好淫祀”。张渤治水兴民事迹与人们祈望的社会安泰、增丁进口的愿景紧相结合，起始就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誉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张渤其人也渐被神异化。

民间对张渤治水的信仰日益崇敬，历代帝王对其赐谥也越封越大。唐天宝中（约748—752年）初赠水部员外郎；改横山为祠山。景宗封广德侯。南唐封广德公，后晋封广德王。宋仁宗（1023—1063年）封灵济王，宁宗朝（1195—1224年）加封八字王。理宗淳佑五年（1245年）改封正佑圣烈真君。咸淳二年（1266年）封正佑圣烈昭德昌福真君。崇宁三年（1103年）赐庙额“广惠”。元泰定元年（1324年）二月加封广德路祠山神真君为“普济”。清光绪（1875—1909年）又谥“灵佑”。这些，都有力地推动着这一信仰的传播。经历代帝王的推崇，各地相继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祀张庆典和祀仪。这些典仪，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，即宫廷贺典、官方与道坛合祀、民间祭仪。

宫廷贺典最早可见南宋杭城，举行之宏大规模及奢华的场面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一<八日祠山圣诞>载： 

其日都城内外，诣庙献送繁盛，最是府第及内官迎献马社，仪仗整肃，装束华丽。又有七宝行排，列数卓珍异宝器珠玉殿亭，悉皆精巧。后苑诸作，呈献盘龙走凤，精细靴鞋，诸色巾帽，献贡不俗。各以彩旗、鼓吹、妓乐、舞队等社，奇花异果，珍禽水族，精巧面作，诸色钅俞 石，车驾迎引，歌叫卖声，效京师故体，风流锦体，他处所无。台阁巍峨，神鬼威勇，并呈于露台之上。自早至暮，观者纷纷。十一日，庙中有衙前乐，教乐所人员部领诸色乐部，诣殿作乐呈献。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盏，各盏呈艺。守臣委佐官代拜。初八日，西湖画舫尽开，苏堤游人，来往如蚁。其日，龙舟六只，戏于湖中。其舟俱装十太尉、七圣、二郎神、神鬼、快行、锦体浪子、黄胖，杂以鲜色旗伞、花篮、闹竿、鼓吹之类。其余皆簪大花、卷脚帽子、红绿戏衫，执棹行舟，戏游波中。帅守出城，往一清堂弹压。其龙舟俱呈参州府，令立标竿于湖中，挂其锦彩、银碗、官楮。犒龙舟，快捷者赏之。有一小节级，披黄衫，顶青巾，带大花，插孔雀尾，乘小舟抵湖堂，横节杖，声诺，取指挥，次以舟回，朝诸龙以小彩旗招之，诸舟俱鸣锣击鼓，分两势划棹旋转，而远远排列成行，再以小彩旗引之。龙舟并进者二，又以旗招之，其龙舟远列成行，而先进者得捷取标赏，声诺而退，余者以钱酒支犒也。湖山游人，至暮不绝。

 及明，“明太祖提兵驻此，卜之吉，为诗二章以记之。后与伪汉战于彭蠡，神助战灭敌，遂特封真君，春秋致祭。大江南多建祠以祀”（《州志》卷五十九<丛缀>）。太祖诗二章为：

祠 山（七律）

天下英灵第一山，白云为阙石为关；

高台近斗当空出，老树如龙挟雨还。

兵革累经香火旧，鬼神常护道人闲；

从军幸得来瞻此，指挥干戈动笑颜。

横 山（七绝）

巍巍高耸碧云间，上有禅僧悟透关；

礼斗台前真胜境，快吾登眺得江山。

为此，直至近代歙县籍大画家黄宾虹九十一岁高龄时，尚留有<桐川张王>七律一首：

桐川民众沐恩膏，旧得五言七字褒；

祈雨祈晴神必应，炼形炼气道尤高。

六龙北去垂千古，一鹤南飞入九皋；

此处至今香火盛，不辞岁岁荐溪毛。［1］

诗中对张渤给予了崇高的敬意。明太祖定鼎金陵后，“鸡鸣山十庙，独不废此祀”（清·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三五），且“岁时遣官致祭”（光绪《祠山志》卷六）。民国三十七年《广德县志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志稿》）所载广德祭祀：“文庙祀礼，每岁春秋二仲月上丁日举行，今亦停止。祠山张大帝庙，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举行。”案语中又称祀张“至今仍之”。可见祀张在广德竟与祀孔具同样等级、规格和地位，至《志稿》编纂时的1948年，祠山张神仍香火不断。

而官方与道坛合祀张神，千年来其规模之弘大，仪式之隆重，莫过于洪武初遣官至广德祠山之瘗祭（又称“埋藏大会”）。《祠山志》卷六载：“按埋藏本为岁事。故县闲，岁岁有之。民间凡有埋藏必先呈明，亦系知县衔名。”就是说每行埋藏仪典，必须经知县批准并衔名。这样，这一活动，就具有了官方色彩。关于“广德埋藏”，《宋史》<黄震传>有记：“广德俗有所谓埋藏会者，为坎于庭，深广皆五尺，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，复以牛革封鐍。一夕明，发视之，失所在。”可谓神奇之极！其仪据《祠山志》卷六所记，洪武初年（约1368—1372年）祭祀三天，用物竟达二万余件。其中用牛六头（含大正牛一头），羊七十头，鹅二百只，鸡一百三十七只。黄烧纸八十六担，疏纸、五色纸、大尺八疏纸各五千张，黄纸一百张。内中用于符箓、甲马纸张为八千七百余张。另有烛台三百六十对，灯芯四斤，香炉、木桌各三百六十个，大碗、盘、酒杯各三千六百只。水竹、苗竹各四挑，炭十挑，柴五百挑。祭祀用的神衣、幞头、朝靴；绢、麻、布质旗帜等，多不胜数。其祀及埋藏事，《祠山志》记之甚详。广德祀张“埋藏”之神奇，民间越传越玄乎。明·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称：“雷之布鼓，登之鬼市，河源地丘之神债，广德祠山之埋藏，是谓天下四异，非妄传也。”明·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第二十三卷，称“天下四绝”为：雷州换鼓，广德埋藏，登州海市，钱塘江潮。“广德埋藏” 经道坛祭典的渲染，对张之信仰，宋明已渗透到更为广阔的民间市井社会。

至于民间祀张的祭祀，更是名目繁多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<社会>所载，杭州民间张渤生诞之贺典，极其炽盛：

 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，霍山行宫朝拜极盛，百戏竞集。如绯绿社（杂剧）、齐云社（蹴球）、遏云社（唱赚）、同文社（耍词）、角抵社（相扑）、清音社（清乐）、锦标社（射弩）、锦体社（花绣）、英略社（使棒）、雄辩社（小说）、翠锦社（行院）、绘革社（影戏）、净发社（梳剃）、律华社（吟叫）、云机社（撮弄）。而七宝、氵蓦 马二会为最。玉山宝带，尺璧寸珠，璀璨夺目，而天骥龙媒,绒鞯定辔，竞赏神骏。好奇者至翦毛为花草人物。厨行果局，穷极肴核之珍。有所谓意思作者，悉以通草罗帛，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，饰以珠翠，极其精致，一盘至直数万，然皆浮靡无用之物，不过资一玩耳。奇禽则红鹦、白雀，水族则银蟹、金龟，高丽、华山之奇松，交、广海峤之异卉，不可缕数，莫非动心骇目之观也。 

张渤信仰的发生地在广德，其地其仪自当有增无减。广德东汉末置县，北宋端拱元年（988年）析其县地置建平县，隶广德军。一千二百六十年间，一直隶属广德。直到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广德称直隶州（隶属南京），建平县因与热河省（今辽宁省西）建平县同县名，才改为郎溪县，属芜湖道，自此两县分属。《州志》二十四<风俗>案语称：“诸旧州志具称建平风俗与本州同，即县志所载亦无异词。”故，郎溪祀张自应是祠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《建平存稿》<禁淫祠>记：“其最为甚者祠山之庙，城乡数十处。每岁正月则有元宵会，二月初八有会。每月之中，各处神会、集场，络绎不绝。张灯演戏，宰牲设祭，靡费钱财，每会数十金，或数百金不等。此外，又有五猖会、龙船会。”同稿<通禀>称：“城西一庙，去年正月买灯四百余盏；宰牛一十三头，其它祭品数十杠。”“至二月八日俗称祠山诞辰，各保例有祭赛，极其繁侈。城中宗氏一姓，排酒至八百余席。定埠吕氏一族，宰鹅至二千余双，岁岁传为盛举。”“此外，则又有五猖、有七女、有宴公、有方山、有李王、有蒋太师，名目怪诞，不可穷诘。”及至晚清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太平天国定都天京（南京），太湖西域的苏、皖、浙三省交界地区，便成为巩固天京的军事屏障。经十年的殊死争战，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天京终被清军攻破，太平天国失败。这时前后，以上所述一些祀张祭仪等，一度中断。这场战争给太湖西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。战乱及随后的瘟疫，使人口骤减，大片土地荒芜。据《志稿》载：“州民（含广德、郎溪两县）旧有三十余万，遗黎六千有奇。”兵战、水患，给这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，促成两县宗教兴盛，历史上遗留的祀张祭仪等便又恢复。

关于广德祀张的庙会，个人所见最后一次的文字记叙,是1984年9月余显 琮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。据其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，每年二月十二日广德县都会举行一次祀张的庙会。四乡及浙西北、苏南邻县，都有群众参加。广德“街道和四乡的节目多半是龙灯、马灯、狮舞等。各会馆的节目主要是抬阁、平台、秋千、地戏等。”庙会共三天，祀张法事由道士在祠山殿内主持举行，仪式肃穆隆重。祀张出行队伍中的节目，共有约十五种之多。队伍庞大，费资颇巨。余文所记资料虽是宝贵，遗憾的是当年所记，因历史的局限，只能记有祀张庙会盛况，全文不及祀张法事之形式，和更多的文化内容。因此，至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这一祀张仪式中的特定文化与其衍变情况，也就不得而知。［2］

历史上祀张庆典名目何其多，而又传承千年不衰；朱元璋为何南京鸡鸣山十庙独不废张祀？只要查考上述地域祭祀中各会所涉之神，可以说除张渤而外，所谓蒋太师、宴公等神，生前并无任何益民之举。逝后因传有威胁地方之语，却被尊为神；五显、五通之鬼魅，百姓因畏惧其侵害，才被设为神，以祈佑安。所以，对张渤的信仰与祭奉一些淫祠妖妄，是有本质区别的。祀张实质上是对张渤其人的缅怀与人品的崇敬，是对民族古代地域治水英雄事迹的肯定。这应是今天研究祠山文化应予的基本定格。由此推断，当年朱元璋独不废张祀，是有见地和理由的。

祠山文化说到底是祭祀文化。虽如此，其文化内涵外延的结果，却大大地超越了它的文化自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