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《跳五猖》中阴阳五行说及道释的配置
《跳五猖》其仪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的载体,传递的信息是多方面的。
一、以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说,构筑全议。五正身不仅面具、服饰等按五行属性,施以五色,入坛后东、南两神分占东北、东南两位;西、北两神占西南、西北两位;中央神不占中央位。这样重要的正南和正北两位便空了出来,正南位却让给了象征祠山大神张渤的“抬刹”,而正北位却让给了中央猖神。这样,东、南、西、北四神,虽不占方位的正向,总体之子午连轴线、阴阳两边还是分了出来。《淮南子》<本经训>载:“阴阳者承天地之和,形万殊之体。含气化物,以成埒(形)类。”全仪就是在古人设定的宇宙天体里,在“天人合一”观念的支配下,演跳昭示。以祈天人感应,和合阴阳。不仅如此,具体在神脚的安排和演跳上,也有阴阳之分。同占东方阳位的和尚、判官,一文一武,一驰一张,显示出一个含蓄文静,一个豪放威武。《周易》<系辞下>有:“阴阳合德,而刚柔有体。”这里也得到了体现。但最为令人瞩目的是,全仪祠山神张渤的抬刹占正南位,中央神占正北位所寓的内涵。南方按五行配伍的法则,为天干丙丁,火属;南方按地支配伍为午,亦火属。按五行相克的原理,“水能克火”。张渤治水事迹昭著,导水克制南方属性的火(旱),是符合五行配伍法则的。中央神占正北位,北方为壬癸,水属。地支为子,属冬,亦水属。而中央神天干为戊己,土属,属土用。“土能克水”,防水患于未然,也是符合五行配伍的法则。广、郎地方千余年间,正是水患频仍之地,张渤正是为治水而受到人们的称颂。此仪正是拟通过“五行配伍”的法则,天人感应,以祈水患、旱灾平息,风调雨顺,岁岁年丰。所以,此仪自入坛各神占位开始,只要知晓此仪寓意的人,见抬刹置正南,中央神端坐北方正位的方桌上,神武威严,仪式尚未开始,已给人精神上极大的振奋和鼓励。增强了人们对未来战胜困难的生活信心,心灵上得到了极大的抚慰与满足。
春秋时期古人多认为天道人事互为影响,即所谓的“天人之际”。发展到战国时,这一思想推衍并理论化,终形成了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。这一学说形成后,不仅笼罩着秦、汉之世,自唐而宋、明,已成为古代汉民族及部分少数民族,普遍认识、判断一切事物的主要思想依据。祀张仪式的《跳五猖》,便是在后世这一学术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,完成了对它的编创和演出。
二、融和道释,祀仪内容具有展拓性质。如上述,《跳五猖》已把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演绎得十分精当、完美。但因道、释两教在民间的深入,编创者还把象征道、释两教的道士、和尚,在演跳的形式上纳入其仪,以此试图拓展其仪的思想内容和信众的层面。同时,也丰富了其仪的表演。可见其仪,不仅具有传承性,道释溶入则又说明其内容的拓展性。
张渤本为民间的地方治水之神,其众多祭祀孕育于吴越。但道、释两教正统的神谱中,至今没有此神的祀载。历史上道教较早地参与倡导了对张渤的祀奉。《祠山志》卷六载,广德祠山道教早在梁天监五年(506年),就有武帝祀张的活动。南宋庆元元年(1195年)陆游(1125-1210年)在山阴尚作有<过张王行庙>诗(见《剑南诗稿》卷三十三)。诗中有句:“明神受帝命,庙食福我民。”时浙江会稽、山阴祀张“祭者必诵《老子》,且禁食彘肉云”《嘉泰会稽志》。历代民间祀张也多由道士主持。元《搜神广记》对张渤之出生,记其母遇天女,授赐金丹,已而有娠。随之,便有张渤“尝学道于横山,师事宝林禅师,昕夕礼斗”之说(乾隆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<神异典>引康熙《广德州志》)。这或是民间佛教僧众,参与祀张较早的依据。
上述《跳五猖》仪中糅合道、释,有什么样的根据?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,一度与道家融合,后时有冲突与协调。东晋至宋,著名儒、释、道人物,已时有“三教合一”的言论。至明,万历十年(1582年)郑之珍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记》卷上<斋僧斋道>有词:“盖儒也、释也、道也,名虽不同,而皆所以成乎已;犹之日也、月也、星也。明虽不一,而皆所以丽乎天。”祀张祭仪的《跳五猖》,编演的准确年代今已无从考定,仅据周家村村民口碑称,此仪编演于明末。就该仪所呈现的多元的内容来看,这一说法是可信的。只有历史进入到这一时期,三教融和的表现才会为社会所接受。此仪中才会出现多元文化的结合,形成了这一祭祀的共体。
《跳五猖》全仪因以厚重的“阴阳五行”构筑,所以道、释两教进入,终不能形成此仪的主体。全仪无道、释法事,坛场也无符箓的使用和两教的诵经。敬神如祀祖。全仪只见有本土古代文化巫、傩与阴阳五行祀张的紧密结合,村民祈神佑安的愿景,是在祠山张渤率五猖麾下完成的。和尚、道士在仪中只起引领众神的作用,被置边缘化。
《跳五猖》祭祀深入地反映出,明代皖东南及苏南胥河沿岸,民间信仰与习俗。较完整地保存了,张渤信仰文化多元共生的形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