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《跳五猖》所含古代文化信息，涉及多种学科

《跳五猖》全仪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构筑，这就牵涉到古代哲学；其仪所表现出的巫、傩、道、释，（当然，“阴阳燮理”也含有儒家对社会和谐的理想，）就牵系到早期村民的信仰与宗教等方面问题；其仪由周、倪两姓专祀并传承，十三身由两姓间各房分供，又牵涉到村民的共同信仰与宗亲凝固；张渤治水的传闻，还牵系到神话学；围绕着祀张而形成的民间各种习俗，直接与民俗学有关；其仪所用之大、小锣鼓，既不同于道坛和江南丝竹乐的“十番锣鼓”，是以十二个相对独立而又能联缀成套的锣鼓乐段组成。演奏时通过长套和快翻两种节奏，将十二种不同鼓点，联组成一个完整的联曲锣鼓套路，在民间敲打乐中也极为少见等等。

一例《跳五猖》即如此，祠山之祀其容量多么厚重与深广，想象可知。

这里仅试析张渤变豨（《淮南子》卷八<本经训>东汉高诱注：“封豨，大豕。楚人谓豕为豨也” ）治水的神话和有关习俗为例。禹化熊治水的神话，据《汉书》<武帝纪>颜师古注引《淮南子》是：

禹治洪水，通轘辕山（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），化为熊。谓涂山氏曰：“欲饷（馈食叫饷），闻鼓声乃来。”禹跳（踏）石，误中鼓，涂山氏往，见禹方作熊，惭而去。至嵩高山（在河南省登封县北，又名嵩山）下，化为石，方生启。［3］

而渤变豨治水的神话，宋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<广德王开河为猪形>记载是渤治水，发迹于长兴县顺灵乡，“役阴兵，导通流，欲抵广德县”：

先时与夫人李氏密议,为期每响至，鸣鼓三声，而王即自至，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。厥后，因夫人遗歹食    于鼓，乃为乌啄，王以为鸣鼓而饷至。泊（及）王诣（至）鼓坛，乃知为乌所误。逡巡，夫人至，鸣其鼓，王以为前所误而不至。夫人遂诣（至）兴工之所，见王为大猪，驱役阴兵，开凿河渎。王见夫人，变形未及，从此耻之，遂不与夫人相见，河渎之功遂息。［4］

《江宁府志》还称：“其妻饷至，豕形不及避，化为黑石。相传桐城之赶猪石，即其遗迹。”

渤变豨治水,是禹化熊治水神话简单的扩充或翻版吗？不，应当说各有其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。《史记》<夏本纪>载，禹治水成功，“帝锡禹玄圭，以告成功于天下。”禹化熊的神话，是为颂扬禹在天佑神助情况下成功，而彰其德。渤变豨治水竟是“河渎之功未遂”。可见两则神话，是以各自治水的结果为依据。渤变豨治水神话，一面拟说明渤之治水与禹之治水，具同等重大意义，却因功未遂，反而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，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故事虽似雷同，给人感受则是不同。

《江宁府志》对渤治水还记有另一版本：渤“治水江浙间，尝疏圣湖中江至于胥河，具神术，幻豕百余,驼土搰泥，人莫能测。”一般文献记载张渤变豨神话，只有变豨或变大豨的情节，《府志》却称“幻豕形百余”。广德与江宁只隔不过郎溪、高淳、溧水三县，渤治水的神话就有了一定的差异。“幻豕形百余”，显然是在变豨神话传流相对稳定后，为夸张加显张渤治水的本领和功绩而产生的。可见“变异是对类型文化的适应性的生态调整”（钟敬文《民俗文化学：梗概与兴起》）。

张渤治水何以能变豨,这确耐人寻味。渤张姓。对其姓，宋·郑樵《通志二十略》<民族略第三>载：“张氏。谱家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，观孤星始制弓矢，主祀孤星，赐姓张氏。”<夏本纪>又载:“禹者，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。”可知不仅传闻中张渤其祖佐禹治水，禹与渤竟同为黄帝后裔，与禹同宗同族。渤之宗祖禹能化熊治水，渤又为何不能变豨治水。化熊、变豨，正是一脉传承。渤变豨而不变熊，或可与“相传北斗变形为猪”的神话有关（《州志》卷二十四）。

其次，因张渤治水在民间长期的传流，又衍生出另外有关张渤的一些传闻。《搜神广记》载：“王共有九弟、五子、一女、八孙。”清《陔余丛考》卷三五称：“所谓祠山报者，云:帝以二月八日下地，为三女营嫁。一嫁风，一嫁雪，一嫁雨，待食冻狗肉始上天。盖谓二月八日以后，必多风雨雪，直至戍日乃止。验之果然。”这里《丛考》称渤有三女。郎溪周家、定埠村民，又传渤有风、云、雨、雪四姑娘。《州志》还载：“又云祠山诞辰，东南风谓之上山旗，主水。西北风谓之下山旗，主旱。以是日必有风雨。”这一神话，今天如何用气向学的观点作以诠释。

除此，关于周家、定埠等村分建五猖庙的不同传闻；徽商邀请五猖去歙县祈福的故事；举行此仪的种种习俗等等，到底具有哪些特定的文化内涵。大规模的民间祀张活动，一直到民国年间各地尚时有举行，这一习俗在民俗学上的意义又如何？都值得发掘和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