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《跳五猖》所含古代文化信息,涉及多种学科
《跳五猖》全仪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构筑,这就牵涉到古代哲学;其仪所表现出的巫、傩、道、释,(当然,“阴阳燮理”也含有儒家对社会和谐的理想,)就牵系到早期村民的信仰与宗教等方面问题;其仪由周、倪两姓专祀并传承,十三身由两姓间各房分供,又牵涉到村民的共同信仰与宗亲凝固;张渤治水的传闻,还牵系到神话学;围绕着祀张而形成的民间各种习俗,直接与民俗学有关;其仪所用之大、小锣鼓,既不同于道坛和江南丝竹乐的“十番锣鼓”,是以十二个相对独立而又能联缀成套的锣鼓乐段组成。演奏时通过长套和快翻两种节奏,将十二种不同鼓点,联组成一个完整的联曲锣鼓套路,在民间敲打乐中也极为少见等等。
一例《跳五猖》即如此,祠山之祀其容量多么厚重与深广,想象可知。
这里仅试析张渤变豨(《淮南子》卷八<本经训>东汉高诱注:“封豨,大豕。楚人谓豕为豨也” )治水的神话和有关习俗为例。禹化熊治水的神话,据《汉书》<武帝纪>颜师古注引《淮南子》是:
禹治洪水,通轘辕山(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),化为熊。谓涂山氏曰:“欲饷(馈食叫饷),闻鼓声乃来。”禹跳(踏)石,误中鼓,涂山氏往,见禹方作熊,惭而去。至嵩高山(在河南省登封县北,又名嵩山)下,化为石,方生启。[3]
而渤变豨治水的神话,宋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<广德王开河为猪形>记载是渤治水,发迹于长兴县顺灵乡,“役阴兵,导通流,欲抵广德县”:
先时与夫人李氏密议,为期每响至,鸣鼓三声,而王即自至,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。厥后,因夫人遗歹食 于鼓,乃为乌啄,王以为鸣鼓而饷至。泊(及)王诣(至)鼓坛,乃知为乌所误。逡巡,夫人至,鸣其鼓,王以为前所误而不至。夫人遂诣(至)兴工之所,见王为大猪,驱役阴兵,开凿河渎。王见夫人,变形未及,从此耻之,遂不与夫人相见,河渎之功遂息。[4]
《江宁府志》还称:“其妻饷至,豕形不及避,化为黑石。相传桐城之赶猪石,即其遗迹。”
渤变豨治水,是禹化熊治水神话简单的扩充或翻版吗?不,应当说各有其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。《史记》<夏本纪>载,禹治水成功,“帝锡禹玄圭,以告成功于天下。”禹化熊的神话,是为颂扬禹在天佑神助情况下成功,而彰其德。渤变豨治水竟是“河渎之功未遂”。可见两则神话,是以各自治水的结果为依据。渤变豨治水神话,一面拟说明渤之治水与禹之治水,具同等重大意义,却因功未遂,反而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,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故事虽似雷同,给人感受则是不同。
《江宁府志》对渤治水还记有另一版本:渤“治水江浙间,尝疏圣湖中江至于胥河,具神术,幻豕百余,驼土搰泥,人莫能测。”一般文献记载张渤变豨神话,只有变豨或变大豨的情节,《府志》却称“幻豕形百余”。广德与江宁只隔不过郎溪、高淳、溧水三县,渤治水的神话就有了一定的差异。“幻豕形百余”,显然是在变豨神话传流相对稳定后,为夸张加显张渤治水的本领和功绩而产生的。可见“变异是对类型文化的适应性的生态调整”(钟敬文《民俗文化学:梗概与兴起》)。
张渤治水何以能变豨,这确耐人寻味。渤张姓。对其姓,宋·郑樵《通志二十略》<民族略第三>载:“张氏。谱家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,观孤星始制弓矢,主祀孤星,赐姓张氏。”<夏本纪>又载:“禹者,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。”可知不仅传闻中张渤其祖佐禹治水,禹与渤竟同为黄帝后裔,与禹同宗同族。渤之宗祖禹能化熊治水,渤又为何不能变豨治水。化熊、变豨,正是一脉传承。渤变豨而不变熊,或可与“相传北斗变形为猪”的神话有关(《州志》卷二十四)。
其次,因张渤治水在民间长期的传流,又衍生出另外有关张渤的一些传闻。《搜神广记》载:“王共有九弟、五子、一女、八孙。”清《陔余丛考》卷三五称:“所谓祠山报者,云:帝以二月八日下地,为三女营嫁。一嫁风,一嫁雪,一嫁雨,待食冻狗肉始上天。盖谓二月八日以后,必多风雨雪,直至戍日乃止。验之果然。”这里《丛考》称渤有三女。郎溪周家、定埠村民,又传渤有风、云、雨、雪四姑娘。《州志》还载:“又云祠山诞辰,东南风谓之上山旗,主水。西北风谓之下山旗,主旱。以是日必有风雨。”这一神话,今天如何用气向学的观点作以诠释。
除此,关于周家、定埠等村分建五猖庙的不同传闻;徽商邀请五猖去歙县祈福的故事;举行此仪的种种习俗等等,到底具有哪些特定的文化内涵。大规模的民间祀张活动,一直到民国年间各地尚时有举行,这一习俗在民俗学上的意义又如何?都值得发掘和研究。